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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产力解构与重组_解构生产力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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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1 13:07: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来想写一篇关于中美生产力解构与调整的文章,以揭示中美关系的来龙去脉,但写着写着就觉得仅中美关系还不足以全面反映全球大变局的根源,还得要从生产力全球化角度深入研究和剖析正在全球范围里掀起的大国与大国(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和由此引起的世界大变局。

  一、从规模组合到互补需求

  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从氏族发展壮大为国家,从国家发展为国际社会,当中分分合合,打打杀杀,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生产力规模组合在驱动,是劳动力的更大范围的迁移,是生产要素的更大范围地攫取和交换流通。从早期的攻城掠地民族融合,到后期的殖民与贸易往来,再到集团对峙的冷战,人类生产力不断从小规模向大规模聚集。近现代世界的几次大战和冷战,从单纯的规模组合变成了以先进生产力的扩张为主要线索的规模重组。蒸汽化和电气化的两次工业大革命大大拉开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差距。在此基础上,先进生产力主动侵占落后生产力,落后生产力有意无意向先进生产力靠拢,成为世界范围里生产力规模重组的一个历史趋势。

  当规模重组使人类生产力达到一定规模以后,规模驱动已经不能成为推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时的世界格局就是国家和国家规模相对稳定,集团对峙相对明显,推动规模重组的战争也偃旗息鼓。但量变中有质变,不变中有突变。大约从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人类生产力在局部兴起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当时叫第三次浪潮,史称第三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很快席卷全球,推动形成了先进生产又是“白给”的四个点差价力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互补需求。

  西方发达生产力在经过冷战时期的相对封闭发展和集团内部互动之后,其与各自生产关系的矛盾7月淡季不淡百强房企销售走高 下半年楼市稳了?日益严重,表现为经济危机反复出现。仅美国从二战后到七十年代末就先后发生了六次较大的经济危机,反反复复发作的通胀危机累积成滞胀,社会矛盾突出,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单靠西方各国及其集团内部市场已无法化解危机,它们急需寻找一个消化池,帮它们消化危机以维持西方的进一步发展。而以苏联为核心的另一个集团,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计划经济管死了经济,市场相对封闭,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突出,各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集团关系风雨飘摇,面临瓦解。两大集团的对峙加深了各自的矛盾,阻碍了双方生产力的互补需求产生互补作用。而在这时,游离于两大集团之外的第三势力——中国,成了西方寻找的最佳合作对象。

  像基辛格这样的历史参与者至今都弄不明白,中国和美国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从对立走向了合作。美国从拉拢中国以平衡苏联力量的安全政治需求来解释中美关系的变化,表面上似乎符合当时的世界情势;或是美国以和平演变中国社会主义为目的与中国接触谈判,似乎也符合中国一直警觉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图谋。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中美生产力产生了历史性的互补需求而导致中美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突变。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中国社会生产力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全面解决了从无到有,但生产力整体水平落后,生产技术不高,生产资料转化率低。这为中国与西方生产力的权重发力推动指数结构行情,创注册大肉大面接踵不断互补需求发生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部份条件是中国生产力具备较大规模,渗透和组合空间大,门类齐全互补需求广,加上劳动力规模、消费规模和政治优势等,都为中西生产力互补需求发生实质性互动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东南亚、香港和台湾等中国周边地区搞了杜勒斯和平演变示范工程,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样板,但四小龙毕竟规模小,对西方危机的承接消化能力有限(后期的亚洲金融风暴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使西方进一步与更大规模的落后经济体的中国合作成了双方的迫切需求。

  从尼克松访华这个历史性事件开始,西方的生产力逐步向中国靠拢和渗透,法国、英国、日本较早开启了对中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德国和美国等则在中美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后加大了将本国低中端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力度。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它们建立的WTO贸易规则将中国与西方生产力互补关系进行深度捆绑,不断把中国吸引和推向经济全球化。

  从世界范围里看,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西方强国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欧盟成立,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原苏联阵营中国家建成经济、军事、金融一体化的较为紧密的生产力互补结构关系,通过组盟而获得了一定的欧元霸权。二是美国依靠军事和美元霸权,先后通过对日本的广场协议、08年金融打压欧元以及当下发动盟友对中国的全面围堵遏制三个大动作来维持其一超独大的格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2019年前,美、欧、日联手在东亚和东南亚特别是中国,为它们共同打造了一个巨大规模的以吸收消化其过剩产能和低端制造技术的生产力结构性互补体,成为它们消化危机的主要载体。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西方的危机转嫁几乎同步发生,双方需求叠加,共同推动了双方生产力互补性结构的形成,维持了整个世界四十年的稳定增长。


  二、从结构互补到规模冲突

  从最近几十年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方式中可以捋清两条主要线索:

  一是资本主义的经管方式发生了改变,普遍实现了政府对市场和市场主体的不同程度的监管和干预,这是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从危机中焕发生命力的重大举措。尽管里根时期改革了罗斯福新政,但新自由主义经管方式已深入美国政治经济各方面,在克林顿(税收、福利与投资)重振美国经济、奥巴马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国家收购和QE)、特朗普(贸易战、鼓励实业回流重振制造业、印钞发行国家救济金)拜登(几万亿美元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时期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严重经济衰退和重振美国经济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国家资本(通过美联储放水和缩表)的参与和调节成为资本主义维持自身发展和应对危机的压舱石。这是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的重大觉醒,从而使其调整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在一段时间里能够暂时处于藕合状态。

  二是转嫁危机以维持发展,从掠夺性“扩张式”增长转变为结构性“危机式”增长。由于资本主义宪政限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只能在危机事后调节中发挥作用,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周期性危机发生。是资本主义近百年几经折腾后的认命,还是市场经济本身缺陷无法免疫,反正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在确认自身无法消除危机的前提下,率先开启了利用与其它国家落后生产力产生的结构性互补关系来转嫁危机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向落后国家逐步从低端到中端转移产业(投资建厂、合资经营、技术服务等)和技术,使本国经济实体空心化、技术服务化、知识产权化和资本金融化,最大限度减少了由实体生产所经常引起的滞胀危机。是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探索出的适应危机的一种与危机共生的发展道路。而不断接受这种产业和技术转移的国家则在其中帮助西方国家化解和稀释危机的同时,也获得了经济发展、效率提高和生产力技术水平的提升。两者从生产力结构互补需求到发生互补作用,实现了共赢发展的有限稳定局面。

  就中国和西方发展来说,1979年到2019年四十年间,GDP以美元计算,中国从1千9百多亿增长到14.3万亿,增长76倍;美国从2.7万亿增长到21.4万亿,增长了7.6倍;同时世界总GDP从9.7万亿增长到约90万亿,增长了9倍。四十年间中美贸易从25亿增长到5400多亿,增长了216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293亿到4.6万亿,贸易占本国GDP比例从15%提高到35%,占世界贸易比例从微不足道提高到约1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几年保持在3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对西方强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国对世界强国消化危机的贡献则从其M2和C PI的几十年变化中可以看出:中国M2从1979年的1555亿增长到2020年的218万亿。1979-2019中国物价上涨高达558%。特别是在亚洲经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两回每次都要释放几万亿量化宽松,和大幅度物价上涨(第一回以粮农食品价格失控式增长为核心,第二回以房地产价格翻番式增长为核心)。正是由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消化和吸收,才保证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三十多年再也没有出现滞胀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的发生和消除,反证了生产力互补结构中的西方强国在新兴大国帮助下应对和消除危机能力的提升。

  但是,当新兴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其累积的收入差距扩大、产能严重过剩、生产力再发展与其受制程度等矛盾突出,使得新兴大国已不再具备继续帮助西方强国吸收消化危机的融券做空者的底气来自何方?能力。这时双方的矛盾就开始发作。新兴大国人民不再愿意再做廉价劳动力,其民族资本家也不再愿意仅做代工收取微薄利润,新兴大国政府更不可能使本国生产力长期依附、从属并受制于西方先进生产力,必定要实现突破,追求独立发展和自主创新,以更高的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日益壮大的经济规模则会不断支撑这种做大做强的梦想。

  大国之间的冲突和竞争首先发生在规模冲突上,最直观的是GDP规模接近时所引起的剧烈震荡。尽管是一国要用七亿件衬衫换另一国一架波音747飞机,尽管双方人均GDP还有几倍差距,尽管双方生产力技术水平还有较大落差,但这些在恶性竞争中往往被无视。尤其在维护霸权者的眼中看来,新兴大国的崛起就是建立在自己的衰落上,自己这么多年在双方生产力互补关系中上当了,吃亏了,自己为自己培植消解危机的消化池同时又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敌人,于是满眼是愤怒和仇恨。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甚至不惜热战来全面打压和围堵遏制新兴大国的发展。脱钩论、战争论为什么我认为现在是券商股投资的黄金击球点?等甚囂尘上,甩锅和抹黑随心所欲,制裁打压到处乱用,利用人权挑起对方民族矛盾,叫囂任内决不允许超越等等,挑起人民之间的隔阂和仇恨,就像失心疯一样丧心病狂,不断把相互竞争推向恶性冲突的危险边缘。


  三、从解构到新型重组

  最近,美国学者哈斯和库普彻提出了“全球协调机制”方案,来管理不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事务。这一机制将由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和印度组成,他们的GDP和军费开支加起来均占世界的70%以上。但这种观念是一种新旧势力组团对世界的治理设想,不符合全球生产力正在发生的历史性解构和重组的要求。

  全球生产力正在发生解构和重组,主要表现在“两解构四重组”。

  两解构:一是主要发生在西方强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生产力互补关系的解构。这种解构正在大国之间引起广泛而激烈的竞争和冲突,全球范围里产业转移会加剧大国之间的生产力解构和冲突。二是生产力发展引发的传统生产力结构性解构。第四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同时正在推动着生产力结构的革命,劳动力成份下降,并与传统技术分离;智能化等科技占比上升成为生产技术的主力军,削弱了生产工具对于人的依赖性,加剧了大国之间高科技生产力的对立与竞争;生产资料、资源更多再生化,新材料出现,一边削弱了大国之间对传统能源资源的争斗,一边又使全球供应链发生重大调整,俄罗斯、中东、美洲大陆、大洋洲等将会重新分割供应链比重。等等都是发生在全球范围里的生产力结构和生产链上的解构。

  四重组:一是生产力互补关系重组。美国等西方国家大概率不会把中低端产能召回国内,否则它们将重回通胀老路而得不偿失,它们离开中国以后会继续寻找或培植新的危机消化池。这也是规模扩大的新兴大国生产力的独立发展要求;是西方强国继续维持其危机式增长的必然追求;是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互补需求的相互作用。双方解构后竞争的结果将迫使西方强国在印度、巴西、非洲大陆或印尼所在的东盟地区重新构建其危机消化池。二是生产力内部成分的结构性重组,科技成份占比上升,劳动力成份减弱与优化,生产资料供应的全球调配。如中东资源比例的下降和美洲资源占比的上升等,新型生产力身份转换,军力也是生产力!三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式重组,社会主义的深化改革开放和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作用的发展导向,资本主义以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为目的国家资本对市场的频繁干预与参与,使两种制度在扺触中寻找相互有益成份的组合与各自完善,北欧福利型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化倾向成为美国左派资本主义者一种可能性追求,这是各国和国际社会生产方式的调适与改革,是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组,是攸关世界安全、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选择和重组。四是发展战略重组,包括多极化趋势的重组,围绕霸权的衰退和新兴力量崛起的格局重组等。这种重组影响世界未来发展格局,老强帝国与新强大国之间不排除互相重组,这也是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但这肯定是一种新型的中美关系。各方斗争的最终结果极有可能是各先进生产力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进行结构性重组甚至融合,共同有序塑造全球生产力发展格局和由此产生的世界新秩序。

  谁优先主动重组,谁能占取发展主动权。没有看清历史大趋势的重组肯定是走向失败的重组,各种心怀鬼胎的重组注定是一场不稳定以闹剧收场的结局(如英欧脱钩),只有平等互助共同发展的重组才会有长久的生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生产力重组的最美好愿景,但在强权政治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打破霸权,减少乃至消除剥削和掠夺,平等互助,才能将这种美好设想变为美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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