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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苏轼的的关系及故事_苏轼王安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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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2 16:40: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拗拗相公VS乐天派
  ——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及故事
  王天成

  王安石比苏轼大十六岁,差不多是两代人了。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要分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来说。
  前 期
  在政治上,王安石是领导改革变法的,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苏轼,是反对变法的,而且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激烈的反对派。王安石有主张变法的代表作上宋仁宗万言书,力主变法改革。苏东坡有反对变法的代表作上宋神宗书,要求维护祖宗之法,反对变法。
  苏轼中进士后,母亲去世,他和苏澈很快就跟随父亲苏洵回四川老家服母丧去了。服丧三年满后回朝做官,苏轼先在陕西凤翔做通判,后回朝做学士。公元1066年5月21日苏洵去世。这时候王安石还在家守母丧,多次拒绝朝廷做官。宋神宗即位,公元1067年王安石被起用任江宁知府,1069年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苏洵三年前就死了,怎么带头反对变法,所谓苏洵的《辨奸论》,乃后世邵伯温的伪作)
  苏轼扶灵柩回老家守父丧,到1069年回朝,正值王安石开始熙宁变法。这时候,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当时,苏轼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一些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和弟弟苏辙,都是新法的反对者。道不同不相与谋,在政治上,他和王安石是两股道上的车。苏轼自忖难以在京为官,自求外放,被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在才学方面,这两个齐名的当代大才子,未见面之前,都互相佩服对方的才学,惺惺相惜。王安石和苏轼开始认识是在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苏轼中进士第,被授河南府昌县主簿,后改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当时的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为他起草任命制词,赞扬说:“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王安石对苏轼评价不低,对他的才华有所赏识。此时的王安石已经是40岁不惑之年,才高八斗,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稳重、老练。苏轼年轻气盛,自恃聪明,颇大盘指数弱势震荡 创业板指数大跌 明日行情如何走?多讥诮,有些轻薄,两人性格不同。九年后,苏东坡官拜翰林学士之后,在宰相王安石门下任职。王安石爱慕其才,十分器重。他们同朝为官,苏东坡天资高妙,过目成诵,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风流,曹子建之敏捷。王安石因作《字说》,一字解作一义,偶然谈到东坡的“坡”字,王安石说“‘坡’字从土从皮,所以坡仍土之皮也。”苏东坡取笑道:“按您老的说法,‘滑’字乃水之骨也。”王安石接着说:“‘鲵’ 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苏东坡拱手道:“鸠字九鸟,你老是否知道可有典故?”王安石以为真,欣然请教。苏东坡得意地笑道:“《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共是九个。”王安石听罢,十分讨厌他的轻薄。
  关于王安石和苏轼的故事,冯梦龙《警世通言》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把两人的故事写得活灵活现,广布人口。作为文学作品,难免有作者加工演义的部分。有故事说,杭州三年后苏轼回京述职,一天,他去拜访王安石,到了书房才知王安石已外出办事,可仆人又说不准王安石多久返回,他只好等会儿再说。苏轼是好动的人,他品了下仆人送上的茶便坐不住了,起身在书房观看壁上挂的书画。当他游走到书桌旁时,才发现白绢上有王安石才写的两句诗“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无论从诗的意境和咏味来看都属上乘。可苏轼仔细一想却感到不太妥,这是写黄色菊花,而四川老反思,共勉家秋天的风并不像西风那样冷烈,应属金风才对。古人认为西方为秋而主金,所以把秋风也称金风。他思忖,金风怎能将菊花瓣吹落一地呢?苏轼是实话实说的人,也是自恃才高,这时候忍不住了,取笔就在白绢上续写了“金风不比西风烈,付于诗人仔细呤。”苏轼的认为也不错,这是他根据四川家乡季节气候的写实,四川的菊花多是枯萎而不易落叶,是不会被风一吹花瓣就落满地的。苏轼写后见王安石还未回府,也就离去了。当晚,王安石又习惯地到书房,一下就看到了苏轼的续诗。苏轼是文、诗、书、画都很超群的人。王安石初看,很是喜苏轼的书法,可是仔细一看,却很是有些生气,认为苏轼太无季节变化与花卉知识了,还口出狂言要自己“仔细吟”。因为王安石也是以写实作的诗,他家乡的季节气候与菊花的品种和诗中描写很一致,秋天已比四川冷,风也比四川大些,也没错。事后,王安石没有直接责备苏轼,但心中一直不快,想着如何教育一下这个自以为是、傲气十足的年轻人。所以,在苏轼遭贬时,王安石建议皇帝将他贬到自己的家乡,是有意要叫苏轼看看是不是“西风烈”、“遍地金”。苏轼到任后看了实际情况才知道是自己见识少,果然如王安石所写,心里有所懊悔。
  另有故事说:还有一次,在苏轼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去找王安石,王安石不在,见台桌上摆放着一首只写了两句,还没有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又好生怀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他摇着头,以为不妥,又犯了自恃才高的毛病,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看到苏轼改了他的诗,极为不满,心想,这小子又自以为是,还没吸取教训,还得教育教育,杀杀他的傲气,于是,就将苏轼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苏东坡直拍脑头,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又错改了王安石的诗。经过这两次改错王安石诗句的教训,苏轼的傲气有所收敛,明白生姜还是老的辣,对王安石的才学有了更多的佩服。

  唐宋之时,有地位的人煮茶用水很讲究。号称茶仙的陆羽写的《茶经》中列举了排名在前二十位的煎茶水。张又新在《煎茶水记》中也列举了排位前七名的煎茶水。他们认为不同质量的水泡出的茶味道不一样、效果不一样。又有故事说:王安石老年患有痰火之症,虽服药,难以除根。太医院嘱饮阳羡茶,并须用长江瞿塘中峡水煎烹。因苏东坡是四川人,王安石曾相托于他: “假如您的家属往来方便的话,请给我弄一瓮瞿塘中峡水捎来,这样我衰老之年,都是您苏子瞻给我延长的生命。”后来,苏东坡从老家坐船回来,因鉴赏秀丽的三峡风光,船至下峡时,才记起所托之事。当时水流湍急,回溯很难,只得汲了一瓮下峡水。不久,苏东坡亲自带水来见王安石。王安石即命人将瓮抬进书房,亲以衣袖拂去尘土,纸封打开。又命童儿茶灶中煨火,用银制的小金属锅汲水烹之。先取白定碗一只,投阳羡茶一撮于内。候水滚开,急取起倾入,其茶色半晌方见。王安石问:“此水何处取来?”东坡答道:“巫峡。”王安石道:“是中峡了。”东坡道:“正是。”王安石笑道:“又来欺老夫了!此乃下峡之水,如何假名中峡?” 苏东坡大惊,只得据实以告说:“三峡相边,水一般样,老太师何以辨之?”王安石道:“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须是细心察理。这瞿塘水性,出于《水经补注》。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唯中峡缓急相半。太医院官知老夫中脘(胃的内部)变症,故用中峡水引经。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茶色半晌方见,故知是下峡。”苏东坡离席谢罪。
  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王安石已经罢相,宋神宗亲自主持推行变法,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在上任以前,按照规矩,苏轼要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来是官样文章,走走形式,但苏轼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支持变法的御史们参奏他反对新法的结果,因此,心中不平,按捺不住心里的气,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带牢骚的话:“陛下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诗中的“新进”是指新引进的支持变法的人,对变法派的贬称;“生事”这个词在司马光给王安石的信中用过,成为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朝廷的监察御史,其职责就是寻找官员的过错,对官员进行弹劾的。他在“谢表”中的牢骚话逃不过这些人的眼,先是御史何正臣上表指责苏轼“讥讽朝政,妄自尊大”。接着,章敦、蔡确等一些支持推行新法的人也不答应,不仅指责苏轼讥讽朝政,妄自尊大,而且说他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言官,还将苏轼的诗作《杭州纪事诗》翻出来找毛病,从中找出一些个别诗句,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客观地说,苏轼反对新法推行,在他的诗中和给朋友的信中这种思想是有反映的,确实有讽刺新法,对新法不满的言词。言官们,本来就是找事的,这时候难免断章取义。譬如,苏轼的诗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苏轼的本意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不懂法律,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说苏轼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苏轼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苏轼反对过王安石兴修水利的政策,但后来苏轼任地方官从实际出发,自己在杭州也兴修过水利工程,以这句诗就说苏轼反对兴修水利的政策牵强附会。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苏轼是讽刺盐铁专卖,禁止人民卖盐的政策等等。
  墙倒众人推,这时候不少人都把苏轼的诗拿出来找毛病,也的确找出了一些毛病。宋神宗是个英明的皇上,也爱才,苏东坡曾写过一首《吟桧(树)》的诗:“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宰相王珪向神宗皇上说,“苏轼对皇上不敬,有谋反之意,应该严处。” 神宗不以为然,说:“朕一直待苏轼不薄,所以,尽管苏轼有错,但还不至于达到谋反的地步,不知爱卿是如何知道苏轼要谋反的?”王珪说:“他作咏桧反击!OR撤???诗,内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句。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是他的知己,却把地下蛰龙作为自己的知音,这不充分说明他确有不臣之意吗?非严遣不足示惩。”神宗听后说道:“诗人作诗,本为咏桧,与朕有什么相干?请你们不要再妄加牵强附会了”,没有当回事。

  但是,苏轼的诗作、书信很多,有的是明晃晃地指责、讽刺新法,有的是明显地为反对新法的人鸣不平。如,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在是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苏轼后来供认不讳,说:“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现任执政不得其人……”,如此等等。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在逮捕之前,苏轼赶忙烧毁了一些诗和给亲友的书信,搜到的书信、诗词只有三分之一,其中诗有一百多首,牵连亲友有三十九位,是当时的一个大案,震惊朝野。他们被下到乌台狱中。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因院内遍布柏树,也叫“柏台”;树上有许多乌鸦筑窝巢栖住,所以也叫“乌台”,这个案子也就叫“乌台诗案”。
  言官们,纷纷上书,义愤填膺地陈说苏轼罪过的严重性,要求杀了苏轼。据说,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狱中寄弟子由》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狱中寄弟子由》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定,需要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很是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瞧不起魏武帝曹操,曹操是个猜忌心很重的人,都能容下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吗?”已经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听说这件事之后,立即给宋神宗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说苏轼不可杀。最终,苏轼未被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了结了。
  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苏轼经此一事已变得心灰意懒,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奉诏到汝州(今河南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居住,后被批准,暂居常州。
  后 期
  关于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和前期相比,有很大的变化。首先,苏轼多年在地方做官,接地气的生活使他了解到了基层的真实情况,实际看到了王安石变法所取得的成果,反对变法的态度有很大变化。他在给龙图阁学士腾达道的信中说:“我与你见面谈一谈,我们在施行新法的当初,一向坚守偏见,所以才有反对新法的言论。虽然我的这颗心是忠心耿耿的,出发点也是为国家考虑;但所发表的言论是错误新能源汽车板块22日盘中震荡走高的谬论,很少有符合道理的……回过头来看我的一些言行,越觉得不正确呀!”苏轼深切地感叹新法取得的不菲成就,很是忏悔。宋神宗死后,年幼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宰相 ,把一些反对变法被贬的人调回朝廷,苏轼也被以礼部郎中调回朝廷。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范纯仁、苏轼等过去反对新法后来又看到新法确实利国利民的人,不同于司马光的做法,都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阻止废除,皆曰不可。苏轼说司天下第地: 低价小盘将重新定价马光 “一心一意想改变熙宁新法,不想权衡利害得失,参考使用新法的长处”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不同意废除新法。苏轼开始是极力反对募役法的,当司马光要废除募役法时苏轼强烈反对,说“就是神仙来也不能废除。”实践出真知,接地气的生活使苏轼从一个反对变法的代表人物变成了新法的支持者。

  至此,苏轼是既不能容于变法派,又不能见谅于守旧派,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赞成王安石的一些新法,与守旧派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章惇等曾经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人再度执政,苏轼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宋徽宗即位,才调到廉州、永州等安置。元符三年(公元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四岁。
  大概是苏轼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感激王安石救命之恩,在后期,和王安石交往日见密切,在上任的途中,多次去看望退休的王安石,有时绕道去看望。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去汝州上任,平调为汝州团练副使。本来,从黄州赴汝州比较近的路线是向西北行,但苏轼却沿着长江水路向东而行,再拐进运河,转道淮河、汴水,再去汝州,兜了一个大圈子,目的是到金陵专程看望退休在家的王安石。王安石穿着便服,骑着驴到船上去迎接拜访苏轼,邀请苏轼到他家中去住。虽然苏轼没有去,但两人谈吐相投,很是投机。他们游于山水间,诗酒唱和,相聚甚欢,无所不谈,一派真诚,完全是相知相惜的知音。王安石作《北山》诗:“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因归迟”,表达他对苏轼的爱慕之意。苏轼和诗曰:“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表示对王安石的情意和敬重,两人一派真诚,冰释前嫌。年轻时轻薄、狂傲的苏东坡,此时对王安石已经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由衷地赞颂王安石说:“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八大依法治国名相》(美国学术出版社)、《历史这样说》(人民日报出版社)及长篇小说《转折》《路》(太白文艺出版)、《股惑》(中国经济出版)、《西京轶事》(三联中文出版社)等。


      ”好行者,纵身打个唿哨跳到空中,执铁棒厉声高叫道:“慢来!慢来!有吾在此!”那怪见了,挺住身躯,将一根长枪乱舞。能否低开震荡后走高。”妖王只说:“仔细搜寻!”有的取水泼火,有的仔细搜寻,更无踪迹。”众僧闻得此言,人人称羡,个个宣扬,都叫一声“忠心赤胆大阐法师”,夸赞不尽,请师入榻安寐。”行者赶上殿,他又跳将下来扯住唐僧,在人丛里又混了一混,依然难认。接力何时好做?可以看看这个。”惜春的老婆子听见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间屋里说道:“这里有好些人上了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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